甲午战争屈辱事件 慈禧两度求和未遂
【报纸名称】侨报
【出版日期】2014.01.15
【版次】第D03版：古今轶闻
【入库时间】20140230
【全文】
慈禧 资料图片
1894年9月21日黄海大战，北洋舰队败退威海卫。不久，日军从大连攻入中国境内，11月21日制造旅顺大屠杀，随后沿辽东湾沿岸向西北进逼。1895年3月10日，两军在辽东湾西北部的盘锦市田庄台展开甲午战争期间最大的陆战，清军伤亡2000余人，日军伤亡160余人。在此期间，以慈禧为首的清廷求和派曾派出洋人和大员先后两次赴日求和。然而，贪心不足的日本均以“拿腔作势”姿态让清廷官员躬身而来，受辱而归。
60寿辰求和苟安慈禧：“使我不欢者，我将使他终身不欢”
1894年9月13日至17日，日军三四万人分扑平壤，清军力战五昼夜，总兵左宝贵阵亡，直隶提督叶志超等拔营退至安州，平壤失守。1894年9月21日，北洋舰队黄海大战后败退威海卫。仰天悲呼无济于事，李鸿章只得硬着头皮如实电告北京。
次日，慈禧接到李鸿章电报，命军机大臣翁同龢去天津，探询李鸿章是否可请俄国出来调停，并带去上谕两件。一件是对黄海大战中逃跑的济远号管带副将方伯谦即行正法，广甲号管带守备吴敬荣革职留营。另一件则是轻微处分李鸿章：“着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
1894年9月30日，翁同龢到天津总督署见李鸿章，立刻宣布上谕。随后，慈禧廷寄（谕旨）到达：“闻俄使喀西尼三四日内到天津，李某如与晤面，可将详细情形告翁某，回京复奏。”李鸿章向翁同龢解释，喀西尼因病未到天津，不过俄国参赞曾表示“俄廷深忌倭占朝鲜，中国若能派一专使与其商议，俄必出来调停”。翁同龢回京后，如实复命慈禧。
在慈禧探询俄国出来调停时，总理衙门诸大臣频频与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接触，企图通过赫德请英国出面调停。10月4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与赫德会谈。会谈结果是，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万不得已时可适量赔款。两天后，恭亲王奕、奕劻与赫德会谈，并强调“……如非此（赔款）不可，仍可提出办法再商量”。同一天，孙毓汶、徐用仪两军机大臣和赫德又谈两小时，两人最后竟痛哭流涕地表示，只要停止战争，包括赔款在内的任何“好建议”都能接受。
几乎与此同时，李鸿章与俄使喀西尼、英使欧格纳会晤。10月13日，欧格纳到总理衙门，正式代表英国政府提出议和条件：中国允许各国保护朝鲜和赔偿日本军费。
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六十岁寿辰。10月19日，慈禧决定万寿祝典照常举行，并宣布：“今使我不欢者，我将使他终身不欢。”七天后，慈禧将主战的瑾、珍两妃降为贵人，借以打击两妃表兄志锐和她们的老师文廷式。翁同龢再三进谏，慈禧不仅不听，还进一步撤销南书房、上书房，以隔断光绪帝与主战派诸臣的接触。
请洋人赴日试探日本首相拒绝面见
当日军逼近旅顺时，慈禧太后下懿旨命李鸿章遣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赴日本，试探讲和条件。李鸿章见懿旨后立即派员将德璀琳请到总督署，表明缘由。随后，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让德璀琳交给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
1894年11月22日，德璀琳偕英国人泰勒（德的私人秘书）和立嘉（李鸿章的顾问）从大沽口乘德国商船“礼裕”号东渡抵达神户。当天，两人访问兵库县知事周布，说明媾和意愿，并请求面会伊藤博文，呈交李鸿章手书。周布当即电告在广岛的伊藤博文。第二天，伊藤派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代治到神户，向知事周布传达训令。11月28日，周布在神户中国会馆与德璀琳会面，直截了当地传达了伊藤博文的训令：德璀琳使节身份不规范，且非中国官吏，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政府与伊藤博文会面。德璀琳带去的清政府照会和李鸿章的书翰也不能接收。德璀琳羞得满脸通红，扯谎道：“尊命悉，但李鸿章的书翰今晨已邮寄给伊藤首相，另外附我的一封信。且因接电，令我速回津，故我明天即将解缆。”说毕匆匆走出中国会馆，将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的信从邮局寄到广岛。
两天后，伊藤收到清政府的照会和李鸿章的私信，读罢未作理睬。11月29日，德璀琳一行由神户怅然返航，回到天津，向李鸿章复命。
两大臣东渡议和在日受尽辱骂管制
德国人德璀琳求和未成。清廷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因大连、旅顺失守变本加厉。1894年11月中旬，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侍郎张荫桓带着慈禧的懿旨到天津，与李鸿章在总督署密谈求和事宜。接着析木城、海城失陷，辽东战场诸将败北，清廷急切要求议和，一时间日本要以割地及赔款为议和条件传言四起。
清廷对此传言满不在乎，决定派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东渡议和。张荫桓聘请美国人科士达为议和法律顾问。当时科士达在美国，接到被清政府聘为顾问的密电后，去找国务卿格莱星姆，以私人资格、无权代表美国政府发言为条件获得美国政府同意。与此同时，科士达还访问了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向他保证不会损害日本利益。1894年12月29日，科士达及其私人秘书汉得森乘火车从华盛顿到温哥华，换乘加拿大太平洋邮船“印度女王”号赴日本。
1895年1月21日，科士达抵达横滨后赴神户，等待张荫桓。张荫桓、邵友濂和随员内阁侍读瑞良、郎中顾肇新和钱绍桢、道员伍廷芳和梁诚等人于1895年1月7日从山海关（因天津港封冻，绕道山海关）乘招商局轮船赴上海，1月29日到达长崎。次日早晨，张荫桓一行抵达神户，科士达早在码头等候。中国使团一上岸，成群围观的日本人从码头跟随到他们下榻的地方，出言轻蔑而激烈，甚至有人骂“东亚病夫”。
1月31日，中国使节团抵广岛后，日本越发处处加以限制，如住宿分为两处（春和园和洗心亭）；有事出门须通知巡捕随行；信件往来必先拆阅，不许发密电；如欲发密电，须将密码本送交译看；扣压中国打来的电报等。
被斥无全权不“高端”清官员怅然返华
2月1日中午12时，日本任命伊藤博文、外务卿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在广岛县厅与中国全权大臣开始谈判。第一项议程是互相审查敕书，中国代表出示敕书：“……与日本所派议和全权大臣妥商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所有随往人员均归节制。此去务宜保全国体，辑睦邦交，竭力尽心，速成和局……”日本代表出示敕书：“朕帝国为维持东洋全局和平，回复大清国重结和好，兹以所最信任之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皆才能明敏，爰命为全权办理大臣，与大清国全权委员会同协议，便宜行事，缔结媾和预定条约，并予以记名调印全权。”
日本代表对中国敕书表示不满意。陆奥宗光书面问：“贵大臣所执敕书，虽经捧读，其中文义未及深察，将来恐多误会。究竟敕书中曾否载明便宜行事全权字样？贵大臣能否遇事自专，毋须电请裁决？”
2月2日，张、邵两全权代表回答陆奥：“实有全权。”但日方坚持说中国使臣全权不足，不是列国议和通例。会议仍在广岛县厅举行。伊藤博文对中国代表说：“贵大臣既然无全权代表之权，议款也是无用，不如趁早回去，以免徒劳。”张、邵争辩道：“本大臣确有便宜行事之全权，若文凭中有未备之处，可电奏改正。”伊藤、陆奥同声说：“不行。”说罢宣布休会，并递给张荫桓照会一件。张回到春和园寓所展读照会，上面这样写首：“如清国果切实求和，其使臣必须委以实在全权，且须选择素有硕望之大员当此重任，确保所立之约能实践无诈。”当天散会后，伊藤让中国驻日本参赞伍廷芳坐下，对他说：“此次不能开谈，十分可惜……”伍说：“据说照会内有‘中国既派大员，必须位望’等语，这是暗指两位钦差位望未足吗？”伊藤说：“不是，中国无论派何人来商议，必须持有‘切实全权，便宜行事’……”
2月3日下午，张荫桓往伊藤寓所面交公文。寒暄毕，伊藤说：“你们此次远来，不能办事，非我国之过，中国为何不颁发全权敕书？似乎想打听敝国索款，并非真心议和。”张说：“如系假意，何必派两位大臣带领随员跋涉重洋？此即诚心实据。请勿听外间浮议。”伊藤问：“中国既有实心，何以不给切实全权？”张答：“中国给全权向来不多见。今两钦差带来国书、敕书，在中国看来，系有全权办事。”伊藤说：“敕书内并未予以定约画押之权，即此已见全权之不足。”张说：“既有商议之权，即能定约画押，如有疑窦，我们钦差可电奏请旨。今贵大臣竟不开议，未免拘泥。”伊藤说：“此乃两国最大之事，不照公法办理恐为各国所笑。譬如一人要购物，必先备银两方可交易。今全权即银两，无权岂能开议？”张说：“凡购物亦先告知价格，以便议价备银。为何贵国所欲秘而不宣，何意？”伊藤说：“此系秘密要事，俟贵国派员果有切实全权，方可说出。”
当晚，日本外务省顾问美国人端迪臣奉陆奥之命到科士达寓所，说：“此次中国所派之大臣职位低微，这是中国无诚意的例证……假如中国派遣恭亲王或李鸿章并持有委任状，他们可以受到接待。”端迪臣还将一件日方照会递交科士达。科士达立即将照会交给张荫桓，上面这样写道：“……我帝国重体上天好生之德，免致生灵涂炭之苦，清廷如履正当之道，以与我国言和，则我帝国亦当重修旧好。若徒托空谈，止成虚约之议，臣再不敢闻命。广岛军事重地，望速离去！”无奈之下，张荫桓一行于2月12日返华。
摘编自《甲午悲歌》 郑彭年/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