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中国人民对救国真理的探求
【作者】 戚其章
【报纸名称】人民日报
【出版日期】1984.04.16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601
【全文】
甲午战争与中国人民对救国真理的探求
戚其章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到现在整整九十年了。在这九十年中间，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探索、寻求救国真理，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英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战胜了清朝军队的刀矛土炮，从而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封建中国的大门。自此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这就引起了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产生，引起了当时爱国者的忧心如焚。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他痛感于满朝文武“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因此主张了解、研究西方。在他的主持下，开始组织人力翻译西方书籍和报纸。他承认西方国家有其长处，即其船坚炮利，而中国只有旧式水师，势难抵挡。因此，他认识到，要“制夷”必先“师夷”，而“不善师夷者，外夷制之”。林则徐的这一思想，可用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句话来概括。就是说，只有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才能够真正抵抗外国的侵略。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学习西方的问题，并把学习西方与反帝救国联系起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本来已经相当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群策当思制犬羊！”成为当时许多爱国者的迫切愿望。太平天国的创始者洪秀全，从西方的基督教传道书中发现了一个可以借用的权威，即无所不能的上帝，用来宣传革命、组织群众。他还根据传道书所说的天下一家，要在人世间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为此制定了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其中，设计了一幅美妙的社会生活图画：“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当然，这纯粹是一种空想，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真正执行的。以后，经洪秀全批准，又有洪仁玕《资政新篇》颁布。《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学习西方的具体方案，它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这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表现。然而，宗教的幻想终究不会变为现实，农民阶级也根本不可能去领导建立资本主义的“新天新地新世界”。
几乎与《资政新篇》同时，中国近代的早期改良派也明确地提出了“采西学”的问题。冯桂芬说过两句很有名的话：“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此后，谈西学者日多。冯桂芬这两句话便逐渐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公式。洋务派是“中体西用”主张的实施者，他们在维护“中学”的大前提下来采纳“西学”，搞起了洋务运动。就是说，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即改善旧的生产力，不但不去触动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反而要顽固地维护这种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对洋务运动本身来说，其目的和实践之间的这一固有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
甲午战争，不但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而且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以前，中国曾经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两国打败，在中法战争中又败于法国，但它们都还是西方的大国。而如今，中国竟被东方小小的岛国日本打败了。清政府在战后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割国土，赔巨款，开商埠，让利权，陷入了更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豆剖瓜分的危险迫在眉睫。全国人民反对《马关条约》的斗争，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作为维新运动高涨起点的标志，就是“公车上书”。其时，正值各省举人进京会试之期。为了陈说拒约之必要，以及非变法不足以救国的道理，广东省举人康有为约请十八省的举人集会，讨论上书朝廷。他亲自起草呈稿，在这份万言书中分析了列强蚕食鲸吞的危急形势，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措施，“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当时在呈书上签名的举人，有一千三百人之多。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举人们的上书虽然没有能够递到光绪皇帝的手里，也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批准，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却通过“公车上书”把维新思潮推向政治运动。因此，可以说，甲午战争后发生的“公车上书”，是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让位于维新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以救国为宗旨的维新运动，是在批判“中体西用”论中开展起来的。面对甲午战争后的瓜分危机，维新志士们痛切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认识到前此所谓西学，只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不过“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而已。维新运动则与洋务运动根本不同，它高举救亡图存的爱国旗帜，反复申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哲理。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振聋发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一时蔚为社会风气。
维新派所提倡的新学或者西学，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但是，维新运动也有别于早期改良主义思潮。早期改良派提出过许多具体的改良主张和措施，而维新派则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改革纲领和学说。不仅如此，维新派在批判旧学时，还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为思想武器，这尤其是早期改良派望尘莫及的。维新派在介绍进化论时，强调“物竞天择”，激励人们变法维新，奋起救亡。严复在介绍天赋人权论时，又强调“民之自由，天之所畀”的观点，用以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严复指出：“斯民也，固天下之真主也。”“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这在当时对封建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挑战。康有为、严复等人，就是这个时期向西方国家探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然而，维新派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在理论上是虚弱的。他们的维新变法学说是以庸俗进化论为理论基础，而其天赋人权论也只是作为论证君主立宪的理论根据，并没有由此得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论。维新派所学来的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学说，跟中国封建主义只能打几个回合，便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所打败，宣告退却了。
甲午战争在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又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引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还在战争进行之中，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便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他在会员誓词里，开始提出推翻清朝统治，“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深悉清朝统治业已腐朽透顶，不可复振，便开始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但在一个时期内，革命派的活动影响还不很大。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的道路行不通，使一些人渐由改良主义转向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后，义和团运动又失败了，清政府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无遗，成为人民革命的众矢之的。因此，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国内的革命形势反倒趋于高涨。正如孙中山指出：“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于是，革命逐步成为时代的主流。
革命派也大力宣传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但把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奉为楷模，从西方搬来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方案。他们以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为革命目标，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并严格区分革命与历史上改朝换代之不同。孙中山指出：“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武昌起义的枪声，终于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此，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辛亥革命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孙中山是向西方探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最后一位杰出的代表。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十分巨大的，但这个革命又是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方案虽说在中国开始实施，却仍然未能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具有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开始向西方国家探求救国的真理。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又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思想武器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满以为可以以此来外御列强，臻国家于富强之境。但是，这些仍然不得不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严酷的现实，使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要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产生怀疑，开始感到必须改弦更张了。但是，再到哪里去探求救国真理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历尽艰辛，才终于找到了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大半生的时间向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探求救国真理，结果只是失望，最后也转而“以俄为师”。他经过四十年的长期斗争实践和反复探求，最终得出了这个科学结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面貌始为之一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统治。中国人民这才真正扬眉吐气，在世界上永远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