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甲午战争第一人点评《走向共和》
【作者】 吴玉庆
【报纸名称】经济导报
【出版日期】2003.05.14
【版次】
【入库时间】20100601
【全文】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开篇中有句话：“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确，李鸿章等人盖棺一百年来就被人议论不休，现在关于李鸿章诸人的评论又因为正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59集电视剧《走向共和》而再起。关于此剧也毁誉皆有，誉之者说这部《走向共和》可以当作历史教科书，能够客观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审视历史，给历史人物一个客观的评价；毁之者言，此剧为戏说，电视剧不能这样随意更人们对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评价。李鸿章等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为此，5月12日上午，记者在济南采访了78岁的近代史研究专家戚其章先生。$$戚其章，1925年出生于山东省威海市，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62年，他出版了专著《中日甲午威海之战》；1981年，他出版专著《北洋舰队》后，又出版了专著《甲午战争史》，实为中国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一人。$$北洋水师的覆灭有其必然性对于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的缘由，100多年来史学界众说纷纭，而从电视剧《走向共和》交代的直接线索来看，无非是一个钱字。修颐和园工程耗银数千万两，耗空国库，致使北洋水师五年未获一文经费，不仅未能购置新舰更新设备，连炮弹都严重不足，怎么打仗？李鸿章费尽心机弄来的海防捐、张之洞捐款，从外国银行为北洋水师借的贷款，统统用到修颐和园了。难道北洋水师覆灭就是由于修颐和园吗？不修颐和园，北洋水师就能打败日本联合舰队吗？$$戚其章先生认为，从历史的发展趋势看，北洋水师的覆灭带有一定必然性：$$其一，中国错过了19世纪发展海军的两次历史机遇。鸦片战争后的20年是历史给中国的第一次发展海军的机遇，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主张发展海军，魏源《海国图志》也主张发展海军，但没有人理睬，《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朝廷认为天下太平了。19世纪60年代初，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又打了败仗，清朝政府中特别是一些上层官员开始认识到发展海军的重要性。很多人像左宗棠、李鸿章，甚至包括曾国藩都主张发展海军。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期间有接近30年的时间，这是历史给中国发展海军的第二次机遇，但是中国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其二，清朝政府发展海军不是没钱而是没决心。中国造船时间不比日本晚，但是起点低，低水平发展。日本最后可以仿造西方的四千吨级战舰，质量和欧洲的差不多，而中国制造的最大的军舰才是两千吨级的，而且质量还不行。从最高的决策层来看，守旧派的大臣在军机处占了主流，守旧派要求维持现状，新生事物不能接受，中国刚造几艘船就上书要停，因为守旧，不了解世界，海权意识淡漠。$$其三，当时清朝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是外国的长处就是船坚炮利、长于水面作战，中国人的长处就是仁义道德，认为中国的制度优于外国，中国人争不过人家就不要争了。一直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这个观点还是占上风的。$$其四，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早不是远东第一，其总吨位、总舰船数、主要作战舰数都远不如日本。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时，从军舰的数量来看中国是18艘，日本是24艘，日本比中国略强一点儿，但是从舰的质量水平来看，中国是超过日本的。特别中国两艘七千吨级定远舰、震远舰的吨位是当时亚洲第一的。但到1890年代的时候就不能这么讲了。北洋海军是1888年以后主要的舰只不变，只自己造了一艘广甲，1894年北洋海军有19艘，日本是33艘。且北洋水师没有速射炮，日本大炮打6发中国的才打1发，炮弹质量也太差。$$戚其章先生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远东乃至世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甲午战争后没几年，就在中国地面上发生了日俄战争，继而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又发生辛亥革命。从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就分崩离析了。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统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而此次战争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子就是清政府没有抓住发展的历史机遇。$$如果有了这些“假设”$$戚其章先生还认为中国甲午海战的失败有许多偶然因素，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如果有了这些“假设”也许中日甲午战争就可能打不起来。另外，如果有了其中的一些“假设”，也不排除中国取胜的可能。$$1、如果李鸿章没有签订《天津条约》。朝鲜发生了日本挑起的“甲申政变”，在清政府驻军的帮助下，这次“政变”失败了。后来，日本来跟中国谈判，说责任在中国，而实际上责任在日本。李鸿章没咬住理，后来就和稀泥就过去了，说不追究责任了。当时的李鸿章还有点趾高气扬，就发了一个议论，说一旦朝鲜有事，中国派兵要通知日本，日本派兵要通知中国。伊藤博文马上表示，我非常同意中堂的意见。后来这个就写进《天津条约》里去了。这就为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日本本来没有权力派兵。$$2、如果听从了聂士成的建议马上撤兵。战争之前，朝鲜政府和东学党签订了《全州和约》，总兵聂士诚这时建议李鸿章以这个为借口班师，如果李鸿章接受了聂士诚的建议，日本就非常被动。后来，朝鲜政府提出来要求中国和日本同时撤军。李鸿章在这方面的政治智慧没显示出来，没有撤军。如果中国撤出来的话，日本在朝鲜也会非常被动。李鸿章让袁世凯与日本进行撤军谈判，结果给了日本利用谈判开战的机会。$$3、如果丰岛海战时北洋舰队全体出动。黄海之战之前有一个丰岛之战，丰岛之战也是一个战机。丁汝昌的意思就是要全舰队护航，来个丰岛大战，但李鸿章不同意，认为中日打不起来，结果只去了济远舰，处于劣势，而日本在丰岛有三艘战舰。那时候如果说中国两艘七千吨级的军舰也去了，要么日本不敢打，要么中国也至于在丰岛海战中失利，这对整个海军的士气有一定影响。$$4、如果击中吉野主机房的炮弹炸了。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的一发炮弹击中了日本吉野舰的甲板，从甲板穿透打到日本吉野舰的机器房里，但是转了几圈没有爆炸。如果这个炮弹爆炸了，当时吉野号就毁了，那么黄海海战的形势就不一样了。$$5、如果清军能打下汉城。中日海战爆发后，在朝鲜的日本陆军也从汉城南出，攻击牙山的清军，此时汉城空虚，如果此时中国能将陆军主力马上从仁川登陆，占领汉城，形势将另有改观。因为当时的日本陆军只有三四千人，还没有主力登陆朝鲜。这也算是错过了一个时机。当时，翁同批评李鸿章“迟缓”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李鸿章老是觉得中国不行，这有其现实意义，但是不行以后怎么办？$$6、如果清军的战舰装上了速射炮。电视上讲六十万两银子没有买炮弹，这个说法不准确。1894年3月，距甲午海战还有近半年的时间，丁汝昌打出报告，要求主要战舰上安设速射炮，一共要花61万两银子。丁汝昌的报告打到李鸿章那儿去了，当时根据北洋海军章程的规定，给北洋海军的只是常年经费，有时候能到手有时候不能到手，要购买新的火炮得另外申请。当时李鸿章根本申请不下来，所以他做了变通，说不买这么多，只给两艘七千吨级的铁甲舰，各安六门速射炮，一共是12门，经费节约到35万两银子，这笔经费没有申报户部，也没有申报到海军衙门，用的是海军节约的经费，这个行动进行得比较迟缓。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个速射炮还没有安上去。$$7、如果能与日本打持久战。日本毕竟是个小国，国家财力不足，兵员不足，日本最怕的就是持久，一开始定的战略也是速战速决。战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几次谈到这个问题，说如果是速战速决，日本肯定会取得胜利，但如果拖个三年两年，日本最后不能支持，必定要失败。后来，从英国外交部搞到他们的档案，看到当时的英国驻日公使给英外交部的报告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后，日本国内的财力已经枯竭，如果再拖几个月日本就撑不住了。$$然而，中国当时的落后是全面的，不仅仅是军事和外交，最主要的是清政府根本没有世界眼光，再一个就是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外国，包括李鸿章。李鸿章算是中国对外国比较熟悉的，实际上他的局限性也很大。$$李鸿章与翁同私交很好$$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是沿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进行追求和探索，持续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也确实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正如《走向共和》剧中人物所说，那时的中国虽然尚没有恢复到世界一流强国的地位，但至少在远东、在亚洲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一流强国。然而，中日甲午战争一役使得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毁于一旦。谁应该承担中国失败的“原罪”？有的论者说应是李鸿章等军政大臣，正是李鸿章的“不作为”导致了这场本应该胜利的战争而以失败告终。有的说是“清流误国”，正是以翁同为首的“清流派”不顾中国实际，夸夸其谈，强行出兵，才造成后来的残局，最后还是李鸿章出来收拾残局。而在《走向共和》剧中，“清流误国”的翁是作为李鸿章的对立面出现的，给人的感觉好像两人是死对头。$$戚其章先生说，真实的历史不是这个样子的，两人的关系非常微妙。他说：“在一些清人的笔记中，写他们两人势同水火，视若仇敌。实际上，两人是通家之好，两家是有联系的，李鸿章带点翁家的小门生的意思，有些东西是属于讹传，但两人的确是政见不同。$$”戚先生对记者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翁李两人的观点就大不相同。战前，翁的观点是预备，是早作预备以防不测，而李鸿章认为打不起来，一是有列强在旁边，二是也有万国公法，日本不可能轻易挑起战争。战争打起来后，翁的主张是用兵，李鸿章想着依靠英俄调停，认为英俄调停可能成功，他们的指导思想上有差别。在战争打起来后，有些官员参奏李鸿章，翁有时候给他辩护。根据《翁同日记》中所写，有一个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参奏李鸿章用心险恶，有其个人的意图，这时翁就为李鸿章辩解，反驳这种荒诞无稽的说法。有人提出来要把李鸿章撤职查办，翁也不赞成，最后军机处拟的圣旨中说“环顾海内，尚无人可替代李鸿章者”$$。另外，无论世势如何变换，两人的私交始终保持着。戚先生说翁的后裔1948年的时候把翁的资料带到美国去了。翁的这位后裔要整理其高祖的东西，已经在台湾出版了四册了，后两册就找到戚先生给他写序。一册是关于甲午战争的，一册是关于外交借款的，关于甲午战争的序已经写好寄给他了，现在这一册可能就要出版了。这些没有公开的资料里有翁给李鸿章的信。把这些信结合翁的日记来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就失势了，实职都被免掉了，只剩下空头的文华殿大学士，在北京的贤良寺住着。这时，翁经常去看他，而且两人经常作促膝长谈，谈到国事艰难的时候，两人是痛哭流涕，如此看来，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李鸿章过生日时，翁也去送一些礼品，这在一个人失意的时候就显得非常难得。有时，翁关于外交方面的事情也征求李鸿章的意见。这样的事情很多，一直到翁被罢官以后。$$戚先生说：“古人讲，和而不同，翁李两人就是这样的。政见不同而感情上也是水火不相融，两人没到这一步。如果编剧能从艺术上把握到这一点就好了，不过他们也不一定清楚这些细节。$$”对于李鸿章，除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对李鸿章的评价恐怕是最高的，唐德刚说李鸿章是支持晚清政府不倒的最为关键性的人物，戚其章先生不赞成唐德刚的观点。$$戚先生说，他与唐德刚还是校友，唐的岁数比他大，他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唐德刚早他两三年毕业。戚其章先生说唐的这本书有很大的问题，唐是信笔写来，不太严谨，他不太赞成唐德刚这种治学方法。$$戚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史学界对李鸿章的态度分为两派，一派是像唐德刚这样对李鸿章无限拔高，另一派就说他是卖国贼。1989年，国内史学界在合肥开了一个关于李鸿章的学术研讨会，会上也分两派，反李派说他是卖国贼，拥李派则说，如果说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李鸿章就是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在会上，戚其章持中调的观点，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清楚李鸿章做的哪些事情是可取的，哪些事情是应当争论的。比如说，李鸿章到底受没受俄国的贿赂？根据戚其章所查阅的俄国的三处不同地方的档案记载，李鸿章是接受了50万两的贿赂的。李鸿章在十九世纪70年代就提出来：“外需和戎，内需变法”，对外界要保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内还是要变法。这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另外他对日本有时也是比较清醒的，说“日本为中国永久之患”，这也说得非常准确，但有时李鸿章又是非常麻痹的。$$戚先生说，李鸿章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的，不能概念化处理。现在看来，他总是缺少一个谋略家、军事家应该具备的一些优点，他去日本马关谈判还是带着战前的驻日公使的密电码，这个却早已为日本所破译了。总的来说，李鸿章还是封建时代的人物，其封建意识是不能改变的，例如，他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是最优秀的，是超过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慈禧不是改革家应该说，《走向共和》表现出了慈禧的复杂性，也表现出与以往祸国殃民、卖国贼、妖后等不同的人性化形象，比如说，慈禧在听小宫女唱昆曲，当时她埋怨小宫女唱得不好。宫女反口道：“我唱得不好，你来唱！慈禧听了只是一笑。再如，慈禧在解释用北洋水师军费修建颐和园，庆祝60大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寻常人家的老太太，60大寿也要过得风光漂亮，这样就会被邻居看得起，如果我的生日过不好，就会被西方列强欺辱，就会影响到江山社稷。她也和一般的老太太一样绣花修剪花草。剧中也说慈禧搞改革立宪，对清末新政也大加推崇，好像慈禧还是位改革家，完全颠覆了人们原来心目中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卖国贼的形象。$$慈禧是个什么样的人？$$戚其章先生不赞成给历史人物加上一个“头衔”。他说，慈禧统治中国政坛几十年，政治手腕当然是很历害的，她很善于搞政治平衡，而且什么时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她是深谋熟虑的。比如，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有主战派有主和派，她表示主战，而实际上她是主和的。她对形势的估计也是不准的，认为日本是个小国，没有那样的胆量。她的处事能力，是她在长期的宫廷生活中成长起来的，能够搞平衡，可以驾御全面。另外，在慈禧的一生中也有不少的偶然性，比如，如果慈安生了个男孩儿而不是慈禧生了个同治，如果同治不是年纪轻轻就死了，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慈禧。1889年，光绪20岁时亲政，而实际上大权还在慈禧手里。戊戌变法后，光绪仅有的一点虚权也没有了。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偶然性因素。然而，清政府走向末落，并不是一个因素造成的。戚先生的看法是，清政府从乾隆的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嘉庆时期白莲教起义说明了社会的动荡，鸦片战争后，西方人都来了，资本主义来了以后，中国的形势变化更大了。“社会大势就是如此，即使你搞维新、搞新政，也没有办法挽救清政府的灭亡。$$”前几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一位与他比较熟的同志，写了一本关于清末新政的书，让他写个书评，但后来他没写，为什么？戚先生的解释是他的观点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当时正值“清末新政”热，对慈禧的新政评价比较高，他不愿意泼凉水。新政好不好？他的观点是有总比没有好，但要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下去定位和考察：$$“已经错过了历史机遇了。清末新政对于开启民智是有好处，但要靠它挽救国家是不可能了，统治集团已经不能胜任领导责任了，必须要革命。$$”他认为，对于电视剧中的历史人物第一要叙述真实，第二要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电视剧人物是艺术创作的人物，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对历史人物不能苛求，也不能拔高。$$他还说，慈禧的这些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是见于正式诏书的。$$袁世凯是个野心家《走向共和》审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教授雷颐说袁世凯是这部电视剧塑造得最为成功、精彩的人物。既没有脸谱化，也把他的权谋数术、狡猾奸诈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清末新政中袁世凯确实成绩出色，所以才能博得较高的声誉。此剧的编剧之一张建伟说，除了卖身投靠，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袁世凯还有更多内容为人所不知，主要着力点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去讲述这个人物，比如支持维新变法，如天津小站练兵等。而在电视剧中，袁世凯慷慨激昂，支持立宪，好像他是个李鸿章一样的大清忠臣。另外，也有一些人说，袁世凯坏就坏在了在其子袁克定的唆使下称帝，如果不称帝他还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戚其章先生说，袁世凯是个野心家，绝对算不上一个政治家。他是在朝鲜起家、是李鸿章把他重用起来的，后来到天津小站练兵，把握好了发展的机遇，就一步步上去了。他没有像孙中山那样有自己的信仰，也没有李鸿章那样一生忠心保国，如维新、立宪及后来民国时的国会等都是他利用的手段，并非真心为之。$$最后，当记者告辞时，向他问起对清宫戏的看法，因为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的清宫戏非常多，长发辫红顶子满场飞。戚其章先生对这种现象表示无奈，说这些清宫戏传达给一般观众的是，好像清朝廷都是好的，清帝王们都是些忧国忧民的主儿，有问题的只是那些贪官，如康熙、乾隆兴起的“文字狱”根本没人提了。他说，文艺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创作，但作为历史是不能创作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要把历史事实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