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日谍报告：大清全民腐败
【报纸名称】侨报
【出版日期】2014.01.09
【版次】第D03版：古今轶闻
【入库时间】20140230
【全文】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资料图片
“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国家的衰落往往缘自体制性腐败。官僚系统的腐化、知识分子信仰体系的崩塌势必将民族带入病体状态，难以抵抗外力冲击。
中日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便对大清王朝“国情”了如指掌，在汉口和上海两地活动的功勋间谍荒尾精在《复命书》中指出，清朝“祖宗基业殆尽倾颓”；游历中国北方九省的“中国通”宗方小太郎在《中国大势之倾向》报告中更是以财政情况、官场风气、知识分子的风貌全方位地剖析了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并得出中国“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的结论。由是观之，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并非完全依仗相对强大的武器和相对先进的战术，而是战略性地在国际格局中找“软柿子”捏。
财政不配大国，贿赂之风盛行中国“犹如老屋废厦”
1889年4月，日本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谷。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此后，由驻华日本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鲜明地强调了中国的“全民腐败”，而不只是官场腐败，然后指出日本必须先改造中国，才能“团结”中国对抗西方。
对中国的腐败，分析最深刻的是日本海军间谍宗方小太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白银，外加523万石米（相关资料显示，清廷1893年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白银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
据宗方小太郎实际调查，中国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4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当时，“‘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这与当时中国最知名的改革者和国务活动家李鸿章自嘲为“大清朝这座破屋的裱糊匠”如出一辙。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并未坚持下来，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
孔孟之道沦落，知识分子异化中国10年或“支离破碎”
当时清廷之腐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甲午战争期间和期后的十几年腐败愈演愈烈，宣统三年（1911年），作为“中央机关事务局”的内务府，其一年支银预算高达1024万两，而在咸丰朝时仅为40万两，足足增加了24倍。至于冒领公款、挥霍浪费甚至侵吞赈灾款粮等更是层出不穷。两广总督岑春煊巡视陆军学堂，光一次宴会就“动需洋酒千数百金”，为此还专门在衙门中设立“洋酒委员”一职。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内部腐败不堪。
宗方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以孔孟之道作为信仰体系和精神支柱的。甲午战争前它已成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后，就把孔孟之道抛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人”。
在“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的晚清，以至于损害国家利权的一些架构，倒在客观上减少甚至基本杜绝了这一领域原先泛滥成灾的贪腐现象，如此结果，亦是中国近代史的吊诡之处。如，将海关税务交洋员团队管理无疑是主权旁落，但洋员管理下的海关却成为政府中最廉洁也最敢于对腐败动真格的一个机构。
美国传教士丁韪认为，洋员管海关本是“叛乱（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私生子”，乃权宜之计，但正是廉政延长了这一怪胎的生命。他记述了在英国人李泰国担任首任总税务司的几年内，上海道台多次设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当两条商船一起到达口岸时，上海道台就建议李泰国，双方一人一条船私吞其关税，但始终不能得手。
海关洋员们的廉洁因此成为中国道台的眼中之沙，从而对这一税收体制怀有深深的敌意。宗方小太郎深刻地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则10年，迟则30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形势如此艰难，中国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中国政府却因惯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程，“粉饰太平”。
摘编自《绝版甲午》雪珥/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病人”提刀挎枪？还是拼不过“壮汉”！
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以北洋水师的惨败而告终，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并赔款白银2亿两。后在俄、德、法的强烈干涉下，日本很不情愿地答应清廷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李鸿章还在签约的路上遇刺，子弹击中面部，险些丧命。
北洋水师是晚清洋务运动的杰作，甲午海战时，中日双方参战的舰船实力相差不大，海战的结果却是北洋水师大败。未被击沉的舰船退避威海卫军港后，被日本海军、陆军围歼、俘获，全军覆没。
关于北洋水师的败因，有很多说法，诸如修颐和园挪用了海军军费、海战指挥不力、炮弹不足弹药掺假、有的舰船战中脱逃、舰船没有配备速射炮等。还有一个说法是，战前日本人看到舰炮上晾着清兵的衣服，便由此推测，一旦开战，清军必败，因为这个细节反映了北洋水师官兵的素质低劣，而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有强大战斗力的。即使有人质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但其背后的道理，却更接近北洋水师的根本败因。
北洋水师完败的根本原因不在硬件，而在软件。在于朝廷的腐朽以及民族性的堕落。
甲午海战乃至整个甲午战争的失败，我们不能只围绕着战役本身找原因，更不能停留在武器对比的层面，而是要了解当时社会的真实全象，才能得出更接近真实的结论。打个比方，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五脏六腑都出了问题的病人，他基本上没有能力和任何一个正常人打架，更何况当时的帝国主义列强各个都是壮汉。洋务运动搞了那些枪炮舰船，只能说这是个提刀挎枪的病人，与健壮无关。
一种没落的制度，一群贪腐的官员，不但会导致全民族精神、行为的堕落，还会引发民众对官府的痛恨。这种情况下的民众，会产生强烈的推翻政府的欲望，甚至不惜借助外国势力达到此目的。而一个民族处于这个历史节点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与超越国家的人类文明取向就会纠结在一起，并产生另一种痛苦。然而历史的事实证明，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人类新文明袭来之时，总是显得那么苍白和无奈。而封建专制的统治者，又最善于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煽动民众的非理性情绪，以达到阻止外来文明进入、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清末的中国，正是西方工业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征服腐朽的封建专制文明的历史阶段。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会顾及人们的情感愿望。甲午海战的结果正是这种内在逻辑的一个具体表现。试想，西方列强为什么强？再试想，没有西方列强，哪会有洋务运动？哪会有戊戌维新？哪会有清廷灭亡？哪会有五四运动？哪会有改革开放？一个民族在屈辱的历史面前，似乎更应理性地反省自己，而不是一味咒骂别人。
摘编自北京《中国青年报》
文/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