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争到一战
【报纸名称】经济观察报
【出版日期】2014.08.04
【版次】第49版:从甲午到一战
【入库时间】20140920
【全文】
雷颐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日俄战争爆发一百一十周年，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这三场战争具体的前因与后果自然不同，但都给人以意味深长的警示。而从根本上说，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一战，都是地区均衡被打破的结果。
一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迅速增加，超过了千百年来东亚无可争辩的第一强国——中国。于是，日本决心用战争来为这种均势的打破重新洗牌、重新定格。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即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都是边缘，而且由“边缘”渐成“野蛮”。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文化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曰“朝贡体制”。
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代“天”来执政“天下”。所以，“天下”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
从文献记载来看，较为确实的朝贡体制从周代的五服制发展而来。汉唐时期，朝贡体制已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发展，自汉武帝起，能否“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盛世的重要标志，甚至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
鸦片战争以暴力打开了“天朝”的大门，“天朝”开始了缓缓崩溃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前，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展，东南亚就渐渐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向“天朝”进贡的国家越来越少。终于，鸦片战争后，原本与中国密切的进贡国也渐渐停贡。1853年，南掌（今老挝）因太平天国阻碍贡道，由此停止进贡；1869年，暹罗（今泰国）正式停止进贡；1875年后，已被英国殖民统治的缅甸再未向中国进贡；1879年，琉球被日本正式吞并；1884年法国迫使越南与之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越南主权丧失殆尽，而且条约规定越南与中国脱离宗藩关系，1885年法国又强迫中国与其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正式放弃了对越的宗主国地位。这样，1885年后唯一实质性的“进贡国”只剩朝鲜，“天朝”体制只剩唯一一块基石。
但是，这唯一的一块基石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879年日本吞并中国的藩属国琉球，而中国竟未敢对藩属尽保护之责，已说明明治维新十年后日中实力对比的变化。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就出现“征韩论”，吞并朝鲜成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首要目标。1894年，日本终于利用朝鲜问题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惨败，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第一款确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天朝体系，最终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德国的迅速崛起有直接关系。
1871年之前，虽然德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由于德国仍不统一，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德国通过普鲁士在1864年发动对丹麦的战争、1866年对奥地利的战争、1870－1871年的对法战争，实现了统一。实现统一的德国国家力量迅速增加，而经过普法战争，法兰西第二帝国消失，法国国家力量大大削弱，欧洲的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
德国虽然成为欧陆最强国，但并不满足于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果实，力图进一步削弱法国。法国当然不甘心再被削弱，而且一心想复仇，恢复自己昔日在欧陆的霸主地位。德法矛盾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主导性矛盾，德法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与军备竞赛，严重地威胁欧洲和平。
英国、俄国、奥国、意大利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分别支持法国或德国。1879年，为了对抗俄国的扩张和抑制法国，德、奥缔结秘密军事同盟条约；1882年，意大利在与法国争夺突尼斯的斗争中失败，加入德奥同盟，形成了德、奥、意三国同盟，为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了铺垫。
德、奥、意三国同盟形成后，引起法国与俄国的严重不安，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两国逐渐接近，并于1892年缔结了军事协定。法俄同盟形成，欧洲开始出现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崛起的德国并不满足于和法国的争霸，还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与英国矛盾渐渐尖锐。在英德矛盾越来越尖锐时，英国不得不放弃了奉行已久的不深度介入欧陆的“光荣孤立”政策，于1904年与法国签订“英法协约”，1907年与俄国签订“英俄协约”。这两个协约再加上1892年的法俄同盟，组成了“三国协约”或“协约国”。“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对抗集团的出现，表明了欧洲旧的均势时代被打破，席卷欧洲国家间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最终在1914年爆发了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款，强迫中国接受。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银二万万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给日本。对于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国、德国都认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无法接受。在俄国主导下，俄、德、法都要求日本将辽东“归还”中国。
1895年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俄国正式向德、法建议：三国联合向日本提出退还辽东半岛，如果日本不同意，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6天后，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各奉本国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要求退还辽东半岛；三国海军同时出现在日本海海面，向日本武力施压。日本当然不愿放弃已经得到的果实，几经磋商，没有结果，三国要求日本还辽决心甚坚。最终，日本无力与三国对抗，只能屈服“还辽”。1895年11月8日，中日两国于北京签订了《辽南条约》，规定中国以库平银3000万两赎回辽东半岛，年底，中国陆续收回日军所占辽东各处。“三国干涉还辽”，日本被迫把吞进去的果实吐出来，使其感到受到奇耻大辱，意识到自己仍只是“东亚强国”而不是世界“列强”之一，决心复仇。经过近十年准备，1904年2月6日，日本对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日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取得全胜。东亚的“蕞尔岛国”不仅打败了中国，而且打败了巨大的、欧洲的、世界列强之一的俄国，从而使日本跻身世界性“列强”之一。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了东北南部（南满）的种种权益，建立铁路公司，设立关东都督府，在铁路沿线驻军……
日俄战争使东北亚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向日本倾斜。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俄国已无能为力，只能坐视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日本在东北亚，尤其在中国东北，经济、军事力量急剧膨胀，战争一触即发。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大收“战争红利”，民族自信空前膨胀，相信战争可以解决一切，相信自己可以战胜一切，在战争的道路上猛跑。“九一八”、“七七”，直到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小日本”敢主动向“大老美”开战，与“小日本”在甲午战争战胜“大中华”、日俄战争中战胜“欧亚巨人”俄国带来的自信不无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告终。处理战后的《凡尔赛和约》，对战败国德国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主导巴黎和会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莱孟梭。克莱孟梭决心把德国“打回1870年”，提出了许多非常过分的要求，诸如要在法德之间建立一个“莱茵共和国”事实上肢解德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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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的提议未获美、英赞同，但《凡尔赛和约》对德仍非常严苛。规定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建立莱茵非军事区；德国东部不仅承认波兰独立，而且波兰获得了西普鲁士的一部分和波兹南的大部分，使德国在欧陆丧失了13.5%的土地和10%的人口；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战胜国瓜分；将德国军力削减至最低水平；赔偿委员会要求德国赔款240亿英镑。德国的赔款数额在凡尔赛会议上没有确定下来，1921年4月下旬，赔偿委员会正式把德国的赔偿数定为1320亿金马克，德国应自1921年5月1日起首先交付10亿金马克。德国政府被迫接受了这一方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15年被招入国家战时财政部工作，于1919年以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他从经济学的观点坚决反对赔偿委员会提出的要德国赔款240亿英镑的要求，他认为德国的能力最多只能赔偿20亿英镑。由于他的意见无人理会，于是愤然辞职回到剑桥。就在1919年，他出版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明确提出对德国过于苛刻、超过其赔偿能力的要求，最终会导致德国的复仇。他的观点，当时无人重视，但后来的历史，被他不幸言中。
这时，恶性通货膨胀和国家地位一落千丈，德国民众对此感到忍无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谁经历过那些像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为了复仇，“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杀的人。”（〈奥〉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46、348、349页）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二三十年代长期驻往西欧，亲眼看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全过程。他多次参加德国纳粹在缭绕着浓浓劣质烟味的啤酒馆、咖啡馆的聚会，发现许多激烈的发言者都是工人，这点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当然，我先前就知道在纳粹分子中有不少工人，但是在报上看到这一点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难道你能说那个上了岁数的工人是法西斯分子？”他痛心地看到，在纳粹的选票中，工人选票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而“他们之所以投票拥护纳粹分子是因为他们憎恨资本主义”。（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卷，第200、198页）
这些生动直观的记述，或许更能说明问题。1934年，中国学者盛成到德国柏林开会，房东是位丈夫去世、自己独居的70多岁的老太太。“晚上，她熄了灯，点了一支蜡烛说：‘我这是为希特勒点的，现在没有人来救我们，只有他是个救星。’她说这话时，眼泪流了下来……”（《盛成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凡尔赛和约”使德国不堪重负，民不聊生，弥漫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导致了以复仇、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纳粹上台。而纳粹上台，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三
甲午战争的“遗产”直接导致了日俄战争及更多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导致了灾难更加惨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处理“战争遗产”，怎样真正“善后”，而不是埋下另一次战争的伏线，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一战，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虽然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对战败国过于苛刻，远谈不上公正，但痛定思痛，仍透露出一线世界和平的理想主义，决定成立一个超国家的机构以维持世界和平从理论走向实践。1919年1月28日的巴黎和会中，通过建立国际联盟的草拟法案，决定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的起草委员会来草拟《国际联盟和约》。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和约》正式生效的这一天，国际联盟宣告正式成立。凡是在大战中对同盟国宣战的国家和新成立的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
然而，国联的权力非常有限，能力自然也非常有限，根本无法制止不断发生的弱肉强食的战争。如“九一八”事变后著名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得出了“日本占领行为是错误的”、“满洲须交还予中国人”的结论，并且在国联大会得到除日本外的几乎全票通过。然而，这些对日本无任何效力。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国联也无力制止……由于国联并不能阻止战争，所以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1946年4月国联宣告解散，财产和档案全部移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
尽管如此，“国联”毕竟是和平国际社会理念的一次重要实践，第一次成立一个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的可贵实验。也正是汲取了国联权力过小的教训，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其权力比国联大了许多，甚至可派遣“维和部队”。联合国的权力比国联大增，也就意味着其成员国让渡了更多的国家主权。
在全球化时代，各主权国家向联合国、“世卫”、“世贸”、“世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机构让渡部分主权，是缓解国家间矛盾、摩擦、冲突的必要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七十年，未再发生世界性战争，一些局部战争得到了有效制止、限制，联合国等超国家机构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一战，都是地区旧有均势被打破、新崛起的力量用暴力重划势力范围的结果。在“炮舰时代”，既有均势被打破，往往通过暴力重新定格。但均衡总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几十年或上百年，某个地区内国家间的实力总会发生此消彼长、此强彼弱的变化，难道只能通过一次次战争来重新洗牌？如果这样，人类将永远无法摆脱战争。在21世纪，人类应当认识到，地区均衡格局被“打破”时，应当以和平的方式重组，不能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