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报章上的甲午战争
【报纸名称】新文化报
【出版日期】2014.07.25
【版次】第B12版：新视界周刊·核心
【入库时间】20140810
【全文】
英军绘制的黄海海战图。图右被认为是北洋水师致远舰
英国在远东地区的驻军，近距离观摩了这场战争，并绘制了大量的图片传回国内供英国媒体刊发。这些图片，也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图为战争爆发时，清朝驻扎在朝鲜的军队
清军在执行军纪
日军通过汉城（今首尔）的“凯旋门”
平壤战役，清军惨败
被俘获的清军士兵 文图综合《清日战争：1894~1895》、《帝国的回忆》等
战争中，日本将舆论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他们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作为舆论总指挥，把中日“包装”成野蛮与文明的代表。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在呈送国内的报告中说:“我以前就与《泰晤士报》建立了关系，把英国政府拉向我们一边……请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额外经费。”据日本文献记载，当时让英国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次有偿新闻，需付2000日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则每次付给606英镑。
反观清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不仅不允许国内外记者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地而被砍头。翻遍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主动提供给国外公众阅读的资料。
丰岛海战（1894年7月25日）
1894年7月30日 美国《纽约时报》
清国运兵船高升号在丰岛海岸附近被日本军舰俘获，这是一种过时的船型，而且装备很差。虽然日本军舰的战力远胜于她，但这艘运兵船还是奋力抵抗。日本水兵用枪扫射其甲板，轻易地射杀了大量清国军人。估计这艘运兵船载有1700名清国军人，仅仅有40多人从沉船死里逃生。
1894年7月31日 美国《纽约时报》
拥有蒸汽机轮船高升号的印度支那海运公司经理发表声明说，高升号蒸汽火轮是英国制造的，虽为清国服务，却由英国海军军官驾驶并悬挂英国国旗。除了船长是英国人外，还有四名英国军官。
一则快讯中含有日本大臣发表的一项声明，他表示绝不相信日本舰队会屠杀海战的落水人员，并称这种残酷无情的不人道行为完全不符合日本民族的习惯。
1894年8月3日 英国《泰晤士报》
日本向清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时限是7月25日，而清国无视警告于25日继续向纷争地域增派军队，清国显然在挑战日本的通牒，没有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诚意，击沉高升号商船的性质由此转变为帝国船舶，击沉高升号符合战时国际惯例。
（注：在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积极公关下，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来克、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分别刊文为日本辩护）
朝鲜战事（1894年8月~9月）
1894年8月12日 英国《每日新闻报》
中日分别代表封闭与开化两股势力，西方国家自然会更亲近日本。如果日本有最终战胜的机会，西方都应放弃干涉。
1894年9月1日 美国《哈珀斯周刊》
日本的士兵身体健康，保持锻炼，绝不吸食鸦片。他们斗志高昂，有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笔者必须坦白这样一个信念就是，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有益于民主的传播，有益于埋葬封建制度，消灭专制主义，有益于改善日本人的物质幸福，提升日本民族地位。这场战争将为我们回答一个命题，给出答案的时间是近十年到下个世纪末。命题是：究竟是亚洲的传统理念还是西方的现代化理念能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亚洲获得成功？只有肤浅的观察者才会认为这个小岛民族和它巨大的邻居之间的对抗不过是不起眼的小事儿。
法国记者卡雷斯考手记
我们随军详细观察了日军的作战行动，得出日军是世界上值得赞誉的强大军队的结论。万余兵卒和数千军夫井然有序，完成庞大的登陆行动。我等上陆后，日军已经展开安民行动，布告清国居民不要惊慌，近村的一民家大门上竟贴有“此家有产妇，不要入内惊扰”的日语大字条，令人叹服……日本民族的仁爱心在这场战争中被展现给了世界。而清国军队之残酷刑法令今人悚然，对日本俘虏斩首、断肢、切睾，实乃野蛮人之行径。
黄海海战（1894年9月17日）
1894年11月22日 美国《纽约时报》
当天上午大约11点45分，在鸭绿江口抛锚的清国北洋舰队，探查到南方海面有从舰只上方冒出的烟雾。他们迅速整理编队，做好战斗准备。12点20分，定远号首先开火，但因为双方相距5000米，它的炮弹射不到日本舰队。日本舰队驶过清军右翼，改变航向，确保能给清国舰队侧翼致命打击，调动舰只的精确令人称慕。
两支舰队再次相向驶过对方舰队，伴随着猛烈的交火，同样的战术动作重复了两三次。日本舰队受损严重，曾退离战区一段距离，而北洋舰队也被切割为两截。约两小时后，日本舰队发动第二次进攻。双方火力互相攻击，战斗达到白热化。据说一艘清国鱼雷艇向一艘日本军舰发射了一枚鱼雷，但鱼雷即将撞击日舰时，被日舰螺旋桨的后冲力冲得偏离。
日本的报道认定，清国人损失了5艘舰只，其中一艘搁浅，在战斗后被炸毁。
旅顺大屠杀（1894年11月21日）
1894年12月20日 美国纽约《世界报》
战后第三天，天正黎明，记者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施屠戮。我出外见一军官带一队日兵追赶着三个人，其中一人手抱一个没穿衣服的婴儿，因急于逃命，将婴儿跌落……顷刻婴儿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婴儿之父失足跌倒，一个日本兵手执枪刺将之抓住。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想救他，但日本兵却将刀向这个人颈上猛插三四下，扬长而去，任其在地上待死……一老人立于道上，双手被缚，又有三人均系背绑，已被用枪射死在旁。见我们过来，日兵一脚将老人踢倒在地，看见老人呻吟，又一把扯下老人的衣服，向他开枪射击。老人痛极凄嚎，形体瑟缩，日兵非但不垂其怜，反而向老人脸上吐唾沫，还肆意嘲笑他。
1895年1月8日 英国《时报》
日本军进入旅顺时，清军正向市外退却，大批的人群由东向西溃逃。冲入市街的日军从各个家屋进出，寻找一切可杀戮的对象，许多人跪在地上身躯弯向地面乞求，日军毫无怜悯地将他们杀害……以往我对温和的日本军颇有好感，此刻却发现被他们的假面欺骗。英美随行的陆军武官在日兵的疯狂面前惊愕战栗，谴责这简直是野蛮行为，伪善面具露出的狰狞。
美国自由撰稿人卡蓬特
日军在攻占旅顺时，发现此前被清军俘虏的日本士兵，都被杀害并遭到肢解。即使军纪严明的美国军队，在同样的情况下，会与日军有区别吗？以为日本人回复到野蛮状态的说法是荒谬可笑的。
威海卫之战（1895年1月20日）
1895年1月23日 美国《纽约时报》
日本在公报中称，日本军已经决定攻占威海卫，北洋海军害怕与日本交战，因此威海卫不是进军北京的障碍。攻占威海卫将很可能彻底粉碎清国海军，由于清国军舰距离海岸较近，预计他们的水兵十有八九会逃跑，而炮手在海岸堡垒的抵抗不会比旅顺港的懦夫们坚决。
1895年2月19日 美国《纽约时报》
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将军和张将军（编者注：张文宣，守台护军统领副将，李鸿章之甥），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通过自杀来表现这种高贵品行。不管这些军官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像他们离开时表现得那样，但至少他们向世人展示出，在四万万清国人中，至少有三个认为世界上还有别的东西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清国官员一向的准则是：为了金钱可以出卖国家，同时保证自己不受伤害……这三名军官由于祖国的战败而自杀，表明这个民族并不整个都是可鄙的。
1895年2月28日 美国《纽约时报》
恭亲王承认大清国对战争处理得不够明智，并且有些官员的表现不称职。有人告诉他，日本企图永远占领已经攫取到的清国领土，并同时获得清国四万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恭亲王对此表示怀疑：“日本国真的会提出如此的要求吗？”
观念决定成败
———甲午战争背后的中日变革
这世上的任何重大变革，都必定首先要在思想文化上做出充分的准备。假如目标还没有明确，路径还没有清晰，仓促变革失败的概率很大，而且代价也极大。由于强大的外部压力，中日两国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做思想准备。但几十年的时间还是有的，然而就在这同步的几十年里，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多，不是国力上的差距，而是认识上的差距。从一开始，中日两国在视野上就不在一个层面。
先对比一下两个国家代表人物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李鸿章在很早的时候就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他的看法是，中国必须有近代船厂，并向外国人购买造船机器。必须先造轮船，“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方为可恃”。见微知著，清朝变革的着眼点在技术，所谓洋务运动，强调的就是个“务”字。而在思想和制度层面，他们则认为不必、不能，也不敢有所动摇。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李鸿章甚至直到签署《马关条约》才第一次走出国门，如果不是伊藤博文坚持，他原本打算派遣一个洋人去谈判的。可见即使战败了，天朝上国的架子仍然放不下。
日本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则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很早就开始了出国考察的工作，开眼看世界之后，三观尽毁的福泽谕吉开始著书立说，宣传西方文明。他先后出版了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作《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他开始批评中国的儒家思想，宣扬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平等。这些主张，都是在为日本确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地位，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但说到底，福泽谕吉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他口中的自由和平等是作用于日本国民的，而不是普世的。对于邻国，他的态度是摆脱、控制乃至占领。
抛开价值观不谈，中日双方在认识上的差距就已经决定了双方在态度上，在投入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清朝的洋务运动还在天朝上国的架子和中学为体的思想双重压制下日拱一卒的时候，日本已经决定甩掉一切包袱，快马加鞭，充分西化。
在清朝统治者眼中，西方国家始终是番邦蛮夷，技术也终究是奇技淫巧。以外交为例，清朝不仅对平等的互派使节老大不满，而外交官起初也没能成为一个职务，仅仅是一个差事，类似于现在的出差。出使外国，不仅耽误仕途，而且可能被扣上汉奸的帽子。1876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成为中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然而不仅朝廷上屡屡指责他的行为“有辱国格”，民间对他也口诛笔伐。他的湖南同乡送了他这样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而在日本身上，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戴季陶所归纳的“町人根性”。这是区别于武士道阶层的商人阶层的性格特征，我们可以归纳为节俭、警惕、算计。日本很快就放下了所谓面子问题，外务省成为了六部之首，外交事务也成为了重中之重。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的小川又次在《清国征讨方略》中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已经贯彻于日本的各项政策。对于失败的外交，梁启超的看法是：“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外交事务只是双方态度对比的一个断面，而在最终直接交锋的海军层面，这个对比则显得更为明显。据史料记载，1887年7月，天皇发布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1893年，明治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中国这边，最初海防经费预算每年200万两，但是从未如数收足。北洋海军改隶于海军衙门以后，舰队每年的预算减至不及130万两。到了1891年4月，户部建议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这些建议得到朝廷准许。这使舰队及其装备的更新事实上成为不可能。
然后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那边厢为了发展海军，日本明治天皇率先垂范，节衣缩食，全民勒紧裤腰带捐款买军舰。这边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兴建颐和园，操办六十大寿。尽管是否挪用了军费存有争议，但双方统治者的态度我们已经一清二楚。
如果把文明比作一棵树，那么日本差不多是重新种植了一棵，而中国则只不过是嫁接了一枚叫“海军”的果实过来。而且因为明显的排斥反应，这枚果实还长畸形了。它不仅没能从母体中汲取足够的养分，甚至还被母体注入了足以致命的毒素。腐败的官僚系统、废弛的军纪、派系林立、地方主义、甚至朝堂上的权力斗争都成了制约这支军队发展的掣肘。但我们仍然要说句公道话，尽管这支军队展现出来的面貌和理想状态相去甚远，但他仍然是中国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军队。和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的传统绿营兵相比，这支军队的建制思想、训练理念和战争理论都遥遥领先。这也为后来袁世凯“小站练兵”积累了经验。而那支留学英国的“海军健力宝队”，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仍然展现了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军人的风范。
在学者袁伟时看来，这是一场双输的战争。日本输掉了未来。其实日本的变革也并不彻底，他们提出了所谓“和魂洋才”或“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指科学、技术)”的错误方针。这同中国的天朝思想、华夷之辩如出一辙。也就是说，它拒绝价值观念和道德的现代化。当日本获得巨额的战争赔款之后，他们把其中绝大部分投入了军事而不是民生。巨大的胜利则冲昏了日本民众的头脑，军队成了最被拥戴的群体，军方则借机绑架行政机构，成为国家命运的操控者。其结果就是，日本悍然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福泽谕吉在其主编的《时事新报》上说:“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幸福，思前想后，恍如梦中，我惟有感激而自泣。”福兮祸所伏，福泽谕吉应该庆幸他死得早，只看到了故事的开头，没看到故事的结局。
对中国而言，输掉这场战争，也未尝没有其他的意义。从这场失败之后，中国人开始了真正动摇这个帝国根基的变革。翰林院编修恽毓鼎在多年后总结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然而这场大败突如其来，迫使变革仓促上马，而对权力恋栈不已的统治者，对政治一知半解的维新派，还有愚昧的义和团，都无法成为领导中国完成变革的力量。可以说，这已经不是清帝国能够完成的事情了。中国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对此看得很清楚：“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最终，恽毓鼎所罗列的那几件事，均以失败而告终，代价则是一个更要命的条约以及帝国的末日。
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