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文化力”比拼
【报纸名称】常德日报
【出版日期】2014.03.14
【版次】第A08版：国际副刊·广告
【入库时间】20140430
【全文】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文化力”之战。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精神的力量。将武力之战与“文化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
“文化力”不足，清朝是“思想战败”
甲午战争，中日两军一胜一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文化力”的差异。
观察清朝其中的表现，可以发现非常“散”。在朝廷，光绪与慈禧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练军、海军各成派系，“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至于普通民众，对战争漠然视之。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发现那里的官员和民众根本不曾听说过刚刚打过的战争。如此散而不聚，战争焉能不败！
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的集合体。就是说，清朝所缺失的是“文化力”对战争的可靠支撑。
国民意识比拼，心中有国家与没有国家
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是国家“文化力”的第一支撑要素。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多数民众在“伸张国权”思想鼓动下，被导向支持战争、参与战争。据日《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统计，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影师进行战地报道。通过煽动对中国、中国人的敌意和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且走向极端。可以说，正是国民意识的形成，使日本做到举“国内全体之力”。
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洋务运动时期的改良思想家，有的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气强”，但整个思想界上对国民问题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官绅军民的国民意识还没有萌生，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没有提出。正是国民意识的薄弱，使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对战争漠然视之，使战争变成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战争观念比拼，传统的和平主义存在功能缺失
战争观是构成战争“文化力”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的战争观形成很早，带有明显的和平主义特征，强调以道德立国而不以兵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而不以武力强制天下。可以说，和平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必须看到，传统的和平主义存在功能缺失。由于它在价值观念上对战争暴力持一种否定或倾向于否定的态度，这就使得国家和社会容易缺乏尚武精神。
日本军事文化深受其武士道影响，在近代受西方列强的刺激下，迅速演变成军国主义，形成一种比较极端的尚武主义战争观。甲午战争使中日两种不同战争观在近代第一次正面碰撞，中国的战争文化面对日本武士道式的横蛮，它的无助无力充分显现出来。而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却被它的战争文化鼓动得众情激愤。
海洋观念比拼，消极的“海防”难敌积极的“海权”
从中国历史的整个发展脉络可以看得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重心都在内陆。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与此相适应的农耕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是面向大陆背向海洋。历朝统治者对海洋茫然无知，普通民众对海洋漠然以对，整个民族严重缺乏海洋意识。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在受到西方列强侵逼的情况下，海权观念仍然淡薄，把海权问题矮化成“海防”问题。
日本岛国的基本属性使它越来越愿意将日本定位为海洋国家，特别是迅速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明治皇帝登基不久，就宣示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到甲午战争前夕，在日本海军部和内阁，对海权问题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从日军所拟制甲午战争作战计划看，它完全是围绕攻击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进行的。
科技意识比拼，创新与守成带来的差距
“文化力”比拼，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科技意识比拼。中华文化重道轻器，最主要的表现，一是把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制度上限制；二是对西方的科技发展缺乏敏感性，没有危机感，漠视之冷待之。
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访华，向清廷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天体仪、铜炮、开花炮弹、自来火枪、能载110门火炮的“君王”号军舰模型、望远镜等。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却反应极为冷淡，一直将它们摆放在圆明园而未曾使用过，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时仍完好无损，英军又将它们重新运回伦敦。要知道，英国军队后来在鸦片战争中所使用的大炮、步枪和主力战舰，与马戛尔尼访华时给中国人展示过物品基本相同。
反思甲午战争，到底是什么在触动我们的神经，什么能够增强我们的战略理性？精神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文化力”的较量是更深层次的较量。文化的自觉是根本性的自觉。（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