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的英国医生
【报纸名称】威海晚报
【出版日期】2010.03.28
【版次】
【入库时间】20101230
【全文】
□ 周怡 董文娜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全面失败而告终，中国海陆军各路将领在此役中战死疆场者有之，自裁殉国者有之，作战不利致使朝廷问罪问斩者有之，而立功受奖者罕见。查阅历史资料和相关私人信件，发现受奖者中竟有一位英国医生：阿瑟·道奥斯卫特（包括他的英国同事与助手）。鉴于在甲午战争期间对中国伤员无私而有效的救助，光绪皇帝授予他“帝国双龙勋章”。 战前筹建红十字医院 阿瑟·道奥斯卫特（1848年—1899年）作为英国医学传教士于1875年来到中国，在华生活长达2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895年2月在芝罘（烟台）组织了对中国伤兵的救治活动。 实际上，阿瑟对这场战争早就有所预见，并且对清政府的腐败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有着深刻的认识，断言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也是一场中国人注定失败的战争。同时，阿瑟非常清楚，一旦开战，中国伤员的处境会相当危险。果然，他调查获悉，面对这场一触即发的恶战，中国方面竟然没有做任何关于伤员救护方面的准备。阿瑟因此专程拜访芝罘将领孙将军，与他商讨有关为伤员提供医疗援助事宜。 阿瑟驻华以来，一直向孙将军的部队提供医疗帮助，两人长期保持着良好关系。 阿瑟在筹建红十字医院的过程中得到了地方军政的很多帮助，孙将军同意将他的私人会客厅用作红十字医院，而且主动出资为医院购进设备，其他行政长官也慷慨解囊，并且筹集食物和衣服，差不多万事俱备，一旦战争开始就能马上提供救助。除了物质上的援助，孙将军还专门抽出十名士兵，由阿瑟负责将他们训练成为颇具专业素养的担架救护员。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些士兵训练结束后却被指派给一名重要的中国官员做轿夫。 无奈之下，阿瑟依然想办法招募了一支临时救护队，但是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和医护道德教育，威海卫战役打响之后，他们几乎毫无用处。这些担架救护员生性胆怯，拒绝深入战区救护伤员，只是愿意呆在安全的后方医院里打杂。甚至，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夜晚，他们把伤员身上的被子掠走，带到了自己的住处。面对现实，阿瑟别无选择，只能担当起更多的责任。 救助中国伤员 1895年1月20日，与海战相呼应，日本侵略者首先在荣成县境内登陆，对山东半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遭遇到中国军队微弱抵抗之后，日本人长驱直入，向威海卫进军。而威海卫驻军已经为抵御侵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由于欧洲雇佣军的加入而显得声势浩大。阿瑟曾经参观过这些防御工事，基于中国军队衰落的斗志与清廷的腐败，他认为威海卫只能坚持几个月。然而他还是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威海卫战役坚持了几天就垮掉了，随后大批的伤员和逃兵涌进芝罘，而芝罘也被视为日本人下一个可能的侵略目标。考验在等待阿瑟跟他的同事们。 1895年2月3日，也就是日军进攻威海卫三天后，阿瑟的妻子康妮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昨天27个伤员艰难地来到我们医院，寻找居所和救护。他们的状况极其可怜，身上到处都是枪伤，他们一直步行了三天才来到这里，这期间没有食物，没有住处，在这样零下几度的天气里，他们伤口竟然没有任何包扎。阿瑟忙得不可开交，他最好的助手已经回国欢度新年去了，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超负荷工作，那些伤员对他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 伤员陆续到来，截止到第二天晚上十点钟，阿瑟诊所一共接收了56位伤员。后来更多的伤员涌进芝罘，有时一天就来二三十个，红十字医院和阿瑟诊所的床位都被占满了，最后教堂也被用作病房。随着战争的持续，伤兵源源不断，状况越来越糟糕，有的伤兵是被人用篓筐抬过来的，有的则是自己爬来的。路上没有食物，在这样凛冽的寒风里跋涉近十天才能到达芝罘。未经任何包扎处理，伤口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这对于伤势较轻的士兵，或许能够挣扎挺过来，而那些重伤士兵只有孤零零地被弃在战场上等待死亡。 伤员到达医院的第一步措施就是清洗伤口，用1%的克里欧林溶液对伤口进行冲洗，清除伤口的秽物和衣服碎片。然后，再用浸有碘酒的垫子包扎伤口，再用绷带和夹板夹，以确保痊愈。由于有一群芝罘传教士志愿人员的热心帮忙，所有伤员的绷带每天都会换一次，新的包扎物由欧洲社区妇女提供。 这些伤员几乎全是弹伤，千奇百怪的弹伤。据阿瑟的助手伍德沃德医生的书信记载，当时的手术条件相当简陋。没有聚光灯，没有输血器械，也没有专业的助理。正是由于条件的局限，阿瑟摸索出一些独特的手术技巧来：病人一被放在手术台上，阿瑟就把必需的器材尽量放在手边，尽量省略助手的传递，然后他走到手术台的前面，用塞满布条倒有氯仿的漏斗倒置在病人脸上，给病人实施麻醉。一旦病人失去知觉，阿瑟就开始进行手术。 然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手术还不是最让阿瑟头疼的。更大的难题是，阿瑟要费尽心机去说服那些重伤员进行截肢手术，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宁死也不愿保留一个残缺不全的身体。他们最为常见的理由是，“为什么？如果没有了腿，我还有什么面子活在世上，我死后怎么见祖宗呢？我娘要问，你的另一条腿哪里去了？娘明明给你两条腿嘛。”这样的逻辑让人难以反驳。有一位士兵，他的左手被炮弹炸得粉碎，惨不忍睹。当他到达芝罘时，阿瑟只能给他截肢了。但他拒绝截肢，三天后，他得了破伤风，全身僵硬，危在旦夕。此时，阿瑟严肃地警告他只有截肢才有可能挽救生命。最终伤兵还是选择了截肢。令阿瑟惊讶的是，在死亡边缘周旋了数日后，这位锯掉手臂的伤员真的保住了性命，两周后停止抽搐，直至康复。 大概从三月底，芝罘周边的战斗慢慢减弱了，医院里的伤员也越来越少。在160位被收治到医院的伤员中，只有四人去世，两位是在手术后未能度过危险期，两位属于衰竭而死。一共有21人进行了截肢手术，其中两个是膝盖以上的，六个是膝盖以下的，四个截去脚趾，七个截去手臂。如此简陋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竟然能有这样高的存活率，在当时真是一个奇迹。 威海战役的惨烈及影响 大批难民和逃兵的涌入，使芝罘周边地区陷入混乱。战争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食物供给很快变得紧张起来，一切都在涨价，一个鸡蛋20元钱，肉类成为稀有物品。寒冷的天气阻止了海运，信件不通，战争谣言四起。当地人各处逃避，把值钱的东西都转移到了乡下。租界里的人们如惊弓之鸟，担心日本人随时会从天而降。 日本人确实在一个晚上来到了。1895年2月17日，康妮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一天晚上，七点半的时候，孩子们都上床了，阿瑟躺在炉火前的沙发上，我一边织衣服，一边给他读圣经。这时候，我们突然听到半英里远处的碉堡内响起大炮的吼声，接着是一排排的枪响，成千上万人的喊叫，一切就在我们房后的山那边。有人从男校里冲出来，朝着我们的住所喊道：“日本人来了，医院肯定会发生恐慌。阿瑟医生，请过来安顿一下吧。”阿瑟赶紧去医院，安慰那些瑟瑟发抖的病人，因为大炮的吼声，勾起了他们那些恐怖的回忆…… （下转B4版） （上接B1版） 这是一个黑暗的夜晚，我什么都看不到，但是每一个声音都显得那么清晰，路上到处都是从乡村里面出来的人们，他们恐慌地奔跑着，相互叫喊着。男人，女人还有孩子，甚至在母亲怀里哭泣的婴儿，他们匆忙地在这样寒冷黑暗中奔跑，但是不知道究竟要到哪里去。后来我们听说，有位绝望的妇女不愿意面对这种未知的恐惧，掐死了孩子，然后上吊。 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让阿瑟的医疗队无奈。1895年2月24日，康妮写给母亲的信中描述了更加骇人的情形：亲爱的母亲，战斗在我们周围进行，幸好我们还算安全。不过可怜的村民们却受到周围成千上万士兵的骚扰。日本人抢劫他们的衣服和食物，拆下他们的门窗用作燃料。 超负荷的工作和寒冷的天气让阿瑟疲惫不堪。康妮认为阿瑟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要不然他恐怕撑不到这个夏天。但是，战争在继续，伤兵在呻吟，死神不给他们任何喘息之机，因此，阿瑟想做更多的工作而不是减少工作量。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上海各界为战争救护捐助的银两达1100，这些资助和信赖让他更加拼命地工作。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坚信，上帝从来不会送来金钱，除非是那里需要它们。 军民的赞誉：“西国扁卢” 在战争中，红十字会医院所做的工作打开了地方官员的眼界，欧洲外科手术的奇效让他们震惊并钦佩。阿瑟在给姐姐丽齐·斯帕尔的信上说，“芝罘的官员急切地希望我能够建立一所医校，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医疗人才。” 中国人对阿瑟的感激之情落实在他们积极进取的实际行动，在人道主义和科学精神的感召下，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新男子学校的筹建工作开始了，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阿瑟找到孙将军，希望能从他的私人石料厂搞到一些石材。孙将军应诺得十分干脆：“我会派士兵去搬运石头，你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会很乐意为你效力的。”孙将军言出必行，运送石料的总量超过800吨。不仅如此，新学校需要从上海运来五架特制的横梁，英国货运公司要价昂贵，为节省开支，当地政府的航运公司承担了横梁运输任务，只是象征性收取些许费用。 战争结束不久，孙将军和他的随从骑着马来到教会院落。在他们身后跟着一个乐队，一群士兵抬着一块硕大的木制横匾，上刻赞扬的题词，他们将这块横匾挂在医院的门脸之上。匾额中央的四个魏书大字 “西国扁卢”。“扁卢”指的是中国古代神医扁鹊。在中国，“扁卢”是医生的最高赞誉。 （感谢威海市档案局和烟台市档案局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