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葫芦岛
【报纸名称】葫芦岛日报
【出版日期】2009.03.13
【版次】第A14版:都市生活/历史/文化
【入库时间】20110110
【全文】
■ 张恺新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爆发的第一场战争，也是改变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转折点。日本明治维新后，急于向海外扩张，甲午战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日本挑起的，中国战败后的割地赔款，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而中国却遭受了巨大的创伤，清政府“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历史教训惨痛而深远。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包括当时清朝的附属国朝鲜、黄海海域以及旅顺、大连、威海卫等沿海重镇。甲午战争留给国人最深刻的记忆，是以丁汝昌、邓世昌等为代表的北洋水师官兵与日本海军激战并遭全军覆没。其实，除了海战，甲午陆战同样惨烈，四次反攻海城，清军投入六万多兵力；盘锦田庄台血战，两千多名清军将士埋骨疆场。许多年来，《甲午风云》等描写甲午海战的文艺作品深入人心，遮掩了甲午陆战的悲壮与豪迈。一百多年过去了，随着甲午战史研究的深入，甲午陆战的经过逐步被考证清晰，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
甲午陆战的最后一战发生在辽河岸边的大洼县田庄台镇。此战后不久，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致使战火没有再蔓延到辽西。战争始终，葫芦岛的土地上没有两国交兵，但葫芦岛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与战争有着种种关联。
甲午陆战首先爆发于朝鲜，当时清军在朝鲜和辽东半岛驻有重兵，战争开始时，聂士成、马玉昆、左宝贵等清军将领率部在朝鲜与日军作战。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由于指挥失当等诸多原因，前线清军一败涂地，日军由朝鲜过鸭绿江，连下数城，安东、凤凰城、宽甸、岫岩、海城等战略要地悉数被日军占领。直到此时，支撑前线战局的仍然是原先驻守在朝鲜和辽东半岛撤下来的清军。清朝“毅军”统帅宋庆从前线派人向朝廷请求增派部队，这位忠心耿耿的老将痛言：“如果朝廷将镇卫京畿的军队，全数开到朝鲜作战，倭寇虽然幸获小胜，但一个岛国究竟力量有限，我们如能出动大量队伍，一定可以将倭寇击溃。”然而，昏庸的清政府没有采纳宋庆的建议。慈禧太后忙于自保，朝野上下闻听前线失利，一时间人人自危，一派畏敌景象。由于宋庆、马玉昆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人均属于李鸿章为首的淮军派系，在淮军元气已伤的情势下，清政府决定起用另一支地方军事集团——湘军来抵御外敌。在这种背景下，有了东北近代史上的悲壮一幕——湘军出关。这次湘军出关赴前线作战，葫芦岛是必经之地，也是湘军将士停留和补充给养之处。
早在战争刚刚开始时，军机大臣、帝师翁同和就询问过湖南巡抚吴大澄对时局的看法，吴大澄坚定地表明请缨杀敌的决心。不久，吴大澄又主动上书请求率兵出关迎敌。当时朝廷“帝党”、“后党”派系斗争激烈，“后党”的主要人物李鸿章争功心切，起初以为凭借淮军多年的优势能够抵御日军。随着淮军的节节失利，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日（1894年12月28日），光绪皇帝颁旨任命湘军宿将、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吴大澄和宋庆为帮办军务，率兵驰援辽宁。湘军从南方立即北调，来不及整训就踏上征程。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前后，湘军参战部队陆续出关抵达中后所（今绥中县）。
1929年版《绥中县志》记载了吴大澄大军抵达绥中时的情景：“清帝命吴大澄督师出关，由中后所（即今绥中）经过，旌旗蔽日，颇壮声威。”可见，吴大澄所率湘军去往征途的路上是浩浩荡荡的。湘军在今天的葫芦岛区域内陆续经过，前后暂驻、歇息达一周之久。除了吴大澄外，曾跟随曾国藩围剿太平天国的湘军旧将李光久、魏光焘、陈湜等也都在这支队伍中领兵。他们无暇欣赏沿途的景致，顶着凛冽的寒风向辽南前线进发。
吴大澄虽然曾在湘军任职，但他是文人出身，又转行到地方主政多年，用他本人的话说是“军旅未谙”，尽管出征前上书表示要“一鼓作气，次第廓清，力遏凶锋”，但当他到达前线后，面临的却是一个烂摊子。由于清军缺乏训练，调度不灵，人心混乱，情形相当危急。吴大澄的本意是调集兵力，反攻日军所占领的海城，而日军却声东击西地出兵攻击疏于防守的牛庄，一下子打乱了吴大澄的战略部署。日军出动三个师团的主力，发动了辽河扫荡战，吴大澄所率湘军和黑龙江、吉林调来的部队经浴血奋战，仍惨败于日军的机枪重炮之下。其中被派往增援牛庄的湘军老将李光久所率五营与日军激战一天，最后全军覆没，李光久仅以身免。牛庄失守后，吴大澄率湘军残部经双台子、锦州、宁远（今兴城市）等地入关。
吴大澄所率湘军在前线抛尸二千余人，负伤者数以千计。耐人寻味的是，民国年间的《绥中县志》也真实地记载了这支部队撤退回关内时的情景：“军至辽河东，为日人所挫，迨败兵既退，仍由中后所驱入关，伊时兵尚有纪律，无扰闾阎者。”闾阎是古语中老百姓的意思，按照老县志的记述，吴大澄败军没有骚扰沿途百姓之举。
然而，笔者在甲午战争中操办关外清军营务的官员晏安澜的著作里，却发现了另一种版本的表述。晏安澜是陕西镇安人，曾担任四川盐运使，甲午战争中负责关外清军的后勤事宜。战后，晏安澜将参战期间所见所闻写成《虚舟东行录记实》一书。书中记载，在操办后勤事务期间，晏安澜注重了解沿途民情，他得知宁远州（今兴城市）和锦州的老百姓“畏清军甚于日军”的情况后，在札记里写道：“凡迩皆不可纵，凡民不可扰”。晏安澜是清军的后勤官员，如果当时清军没有扰民的事实存在，他不可能曲解事实给自己任职的军队抹黑。不论如何，吴大澄率湘军出关抗日，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清军的败局，这种“捐躯赴国难”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战败后，吴大澄自请处分，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1903年郁郁而终。
吴大澄作为历史人物，固然有自身的局限，本文也无意对甲午陆战失败原因进行深层次探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全国的总督、巡抚数十人中，大敌当前之际，敢于奋勇请缨、带兵向前的，唯独吴大澄一人。吴大澄率数万湘军出征，是开战以来清廷所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也是光绪皇帝等主战派所采取的最后一次对日武力抗争，这次失败，使得清廷再也没有力量组织有效的军事反攻，只能接受战败割地赔款的事实。与吴大澄相比，那位光绪皇帝降旨重用的钦差大臣刘坤一在战争中的表现，则让人读后忍俊不禁了。
刘坤一身任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在当时国内的政治地位堪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相媲美。本来光绪皇帝是想让刘坤一出关督师抗日，以显示“帝党”抗敌的决心。哪知，刘坤一身为钦差大臣，位高权重，受命后却仅仅坐镇榆关（今山海关），托病再也不向前行进，而是把出关抗日的重任都托给了并不精通军事的吴大澄，自己在山海关观望起了时局。幕僚建议他到较为安全的辽西走廊巡视一下以摆摆样子，刘坤一也没有采纳。当时国内有个著名的“一字千金”的典故，就是讥讽刘坤一的：刘坤一在山海关不敢出城，有人写了一句话讽刺他，说“刘坤一托病卧榆关”，刘坤一得知此事，极为恼火，赶紧找来幕僚上一对策。一个幕僚提起笔改为“刘坤一拼命出榆关”，仅仅改动三个字，刘坤一立即喜出望外，赏给这位幕僚三千金，恰好是“一字千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商榷，但从中不难看出刘坤一的畏敌行为遭到很多爱国人士的谴责。
那么，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葫芦岛地区的社会状况又是如何呢？东北地区被清廷视作“肇兴之地”，特殊的统治政策使得这里二百多年间少有战事，辽西走廊甚至出现了历史上鲜有的和平景象。然而甲午战争战局一开，葫芦岛地区的民众也出现了恐慌。据民国年间的《绥中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六年甲午中日战起，因平壤失守，山海关外人民震恐。”葫芦岛地区许多民众担心失去家园，一些“闯关东”到此落脚的移民者甚至打起了返回故土的念头。
兴城市92岁高龄的老书法家赵序初回忆说：“我家是兴城东辛庄人，正处于辽西走廊的通行要道旁，甲午战争时，父亲已经记事，他曾对我讲，那时看到一队队清兵路过，老百姓都知道前方发生了大战，出现了不同的反应，有些老百姓准备保卫家园，也有些男人干脆躲壮丁，更多的人担心日本兵打过来，已经收拾好衣物准备逃难。”
甲午战争的败局，加重了葫芦岛人民的苦难。高达2亿多元白银的巨额赔款，使得清末葫芦岛地区民众的捐税加重，并且变得名目繁多，由此也加剧了民众与官府之间的矛盾。1910年、1911年，宁远州都爆发了上千民众聚集的抗捐税斗争，愤怒的民众冲击州署衙门，抗议捐税等增多。其实，葫芦岛在甲午战争后的社会状况只是全国众多地区的一个缩影，剧烈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清政府灭亡。
甲午战争促使一批葫芦岛籍青年投身军旅、保家卫国。甲午战争的败绩，激励了许多有识之士报效国家。比较典型的是曾在兴城家乡开学馆授徒的王承斌，有感于甲午兵败、国难加剧，后来投身军旅，入北洋武备学堂接受军事教育，民国时官至陆军上将、直隶省长；兴城古城郜家住宅的原主人、东北军中将师长郜汝廉，晚年在自传里也提及甲午战争清军战败促使自己更加振作。甲午战后，清军老将宋庆率参战部队撤回辽西，驻守在锦州和今天葫芦岛的区域，石文华等葫芦岛籍青年慕宋庆之名参军，后来石文华曾任东北军少将旅长。
甲午战争推动了戊戌变法的发生和开办新式学堂举措的推行，这使得数十名葫芦岛籍学子在清末就接受到新式高等教育，进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北洋法政学堂、奉天法政学堂等学校就读，他们中的吴景濂（后任民国众议院议长）、王宝善（后任吉林省代理省长）、米春霖（后任辽宁省政府代理主席）、王之相（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等后来都成为近现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