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中国观:近代日本(1853-1895)对华外交思想背景的一个探讨

作者: 孙攀河 日期:2013.01.01 点击数:40

【作者】 孙攀河

【关键词】 福泽谕吉 中国观 文明论 中日关系 甲午战争

【导师姓名】易惠莉

【学位名称】博士

【学位年度】2013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分类号】K207.8

【录入时间】2013-01-01

【全文挂接】

【摘要】环境,其所接受的儒学、洋学教育,以及爱动手勤思考的性格特征,对其中国观的形成产生的影响等内容。福泽幼年艰辛的生长环境,以及父母、兄长、师友等的影响,造就他在学术态度上比较重视以西洋自然科学为代表的“实学”,而相对轻视对日常生活没有直接收益的“虚学”。福泽少年时代接受的儒学教育,不仅将福泽塑造成一个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他提供了理解日本,了解中国以及世界的基本框架。这不仅表现在他文笔流畅,说理层层展开又平白易懂的汉文风格的散文文体方面,更体现在他思想深处朱子学的思维结构方面。正是因为具备这种思维结构,才使得他在开始接受《万国公法》中的国际法理念时,倾向于自然法的理解。第二章考察了福泽在日本幕末时期的三次海外经历。福泽的海外经历是他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继而确定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转机。本文主要考察了他海外经历中,与现实中国的邂逅及对其思想的影响。福泽对当时正在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林则徐等事件或人物的理解有别于同行的其他日本人,这种区别正是他思想中对日本自我认同的开始。在福泽的思想构造中欧美诸国与中国同样都是作为他者存在的,但又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在“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应该克服的对象的同时,“西方”也渐渐成为日本应该奋斗的目标。应该指出,这两个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福泽为了近代日本的独立与发展而建构出来的。第三章通过对日本幕末至明治政权交替之时,福泽代表作《唐人往来》、《西洋事情》等的分析,考察他在幕末攘夷和开国风潮下,复杂政治局势中的政治主张,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此一时期福泽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信息,绝大部分是通过欧美诸国过滤后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带有欧美中心的立场,强调各自国家利益的正当性,否认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掠夺利权等事件的非正义性。受这些西方中心论观点的影响,福泽此时的中国观是一种中华帝国面临风雨飘摇,正摇摇欲坠的时局论观点。由于福泽不加辨析地站在欧美中心的立场,因此他不能理解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奋起反抗英法诸国的入侵,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并误认太平天国运动为单纯的攘夷运动。在第四章中,本文分析了福泽向幕府提交的《建议书》等文本中表达的有关其内政、外交的思想。福泽将日本国内的攘夷派与中国的太平天国等同视之,并建议幕府当局参照清政府的处理方式,甘冒向英法等国借兵使国家主权受损的风险,也要镇压反幕府势力。这反映了此时福泽对幕府的认识,恰如其对清政府的认识一般,充满了随时面临灭亡的危机感。此外在这一时期他对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的接受尤其值得注目。由于丁韪良的宗教情操,以及翻译过程中中国入的帮助,使得《万国公法》一书倾向于用自然法的理解来解释国际法的精神。这种解释方法与朱子学思想之间具有同构性,因此比较容易为东亚儒学圈的人们理解。而《万国公法》在日本的初期接受过程也恰如中国,福泽此时也是这样理解国际法的。本文第五章重点考察福泽名著《劝学篇》中其启蒙思想与朱子学之间的同构关系,以及分析此一阶段强调国际正义、国际道德的福泽国际观与中国观等。福泽在《劝学篇》中阐发的启蒙思想,大致可以用“自由”、“平等”两个关键词说明,而且这种理念贯穿个人、国家之间,简洁质朴又充满浪漫的理想主义,是明治启蒙思想的最佳代表。这一时期福泽使用这种带有浓厚朱子学理念框架的思想,积极发表了自己对日本内政外交的看法。第六章中,重点分析福泽另一代表作《文明论概略》中体现的世界观、亚洲观,以及他阐发的中日文化比较论等内容。福泽思想此时正从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启蒙主义,向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转变过程中。因此他的文明论当中,既有对自由、平等、科学等普世价值的肯定,也包含将这些本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矮化成以日本—国之独立为目的的手段这一巨大矛盾。福泽的中国文化一元论与日本文化二元论的中日文化比较论,确实对日本国民树立学习西洋文明的信心起到巨大鼓舞作用,也成为时至今日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思维范式,影响深远。但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这个观点也是福泽为自己的理论而建构的观点,并非真实。在第七章中,本文分析了福泽对发生于1874年近代中日两国的首次军事对抗,即日本借口琉球渔民遇害出兵侵略台湾这一事件的看法。此事件以日本政府悍然出兵侵略台湾为始,以清政府赔款敷衍了局。对此,福泽谕吉与日本国内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反,用冷冰冰的口吻计算有关战争的经济损益,得出日本出兵台湾得不偿失的结论。据此他主张应该利用对外冲突事件解决日本国内经济发展、教育等问题,并主张日本外交的重点在西洋诸国,与“亚洲无关”。此一时期福泽中国观表现为冷淡的无视,但其背后却是对日本经济孱弱下贸然挑起对外危机的忧虑。此外在这一事件中,福泽也逐渐坚定了以对外危机为手段解决日本国内问题的思维定势,这种现实主义的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方法,逐渐成为其后福泽中国观的主要特征。第八章中,本文主要考察在日本国内自由民权运动勃发后官民对立加剧之时,福泽中国观的变化与其国内政治观点间的关系。此一时期福泽出版了《通俗国权论》、《通俗民权论》、《民情一新》、《时事小言》等书,放弃启蒙时期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转而主张国权优于民权,并有意夸大日本的对外危机,主张通过挑起对外战争鼓舞国民士气达到“官民调和”。他否定“万国公法”中的国际正义,提出崇尚武力对外侵略的“东洋政略”,逐渐转变为兼具亚洲主义的国家主义者。恰在此时朝鲜开化派人士开始接近福泽,在指导朝鲜开化派的过程中,福泽以日本文明发展的自信,开始主张日本作为“东洋盟主”的东亚战略,完全变为亚洲主义者。本文第九章主要考察至1882年朝鲜壬午军乱时期福泽的中国观。壬午军乱前福泽认为日本是亚洲诸国文明的代表,应该向海外驻军以武力统帅亚洲国家,这种自信背后有对中国的轻视。因此事变发生之始,福泽与民权派等思想家、政治家不同,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文章。但壬午军乱中清政府敏捷灵活的应对使得福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根本性转变,一改对中国老大帝国的认识,认为中国甚至是军事强大的文明国家。因此福泽开始将中国视为日本的竞争对手,开始加紧对朝鲜的影响与渗透。本文第十章主要考察朝鲜壬午军乱至甲申政变过程前后,在中日韩三国国际关系变化下福泽中国观的变化、动摇等内容。壬午后福泽开始实施自己的“朝鲜经略”,他影响并指导朝鲜的开化派人士,派出自己的学生指导朝鲜政局,并联合民权派激进势力为朝鲜开化派发动的甲申政变提供武器等,积极活动。朝鲜的甲申政变在清政府驻军的干预下,以“三日天下”黯然收场,这也宣告福泽的朝鲜经略以失败告终。失望之余福泽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并用西方列强的暴力方法对付中国与朝鲜。仅从“脱亚论”来看,此时的福泽又从亚洲主义者变为帝国主义者。甲申政变后至甲午战争大约十年间的福泽中国观,在对华外交协调论和对抗论之间反复摇摆变化,本文第十一章主要分析其此一时期中国观的背景与特征。甲申后福泽发表了《脱亚论》,但他并没有真正放弃亚洲主义。1885年英国强占巨文岛事件发生后,面对可能的英俄冲突,中日关系出现暂时的和平协调时期。此时福泽也开始主张对华协调,强调日中贸易往来,以及学习中文等事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1886年北洋水师访日期间发生的“长崎事件”刺激了福泽对中国的敏感神经,促使他重拾亚洲主义,向日本政府呼吁在朝鲜设立国防上的“防御线”,将朝鲜划入日本势力范围。他的主张其后以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的演讲为标志,成为日本政府的国家战略。本文第十二章考察分析甲午战前福泽中国观与此时日本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1889年日本颁布明治宪法并于次年召开国会,标志着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体制基本确立。但同时自由民权运动也获得与政府斗争的合法空间,其与藩阀专制政府的矛盾冲突开始升级,官民冲突渐有不可收拾之势。对此危机,福泽增强自己“朝鲜政略”发言的力度,否定中国主张的“朝鲜属国论”.建议政府在朝鲜挑起事端,欲借外交冲突缓和国内困局。福泽此时的“朝鲜政略”彻底丧失甲申前一丝尚存的指导朝鲜步入文明国家的国际同情,完全沦为权谋数术的“以术谋国”。此时在他心目中,中国也转变为其主张的“东洋政略”的绊脚石。尤其在日朝防谷令事件交涉过程中,他多次敦促日本政府应借此挑起事端,甚至表示不惜对华一战的蛮勇。在第十三章中,本文主要考察福泽谕吉在甲午开战前后的对华言论和观点。甲午当年的1894年,发生金玉均在上海被暗杀的事件。与金玉均交往密切的福泽对中朝两国处理暗杀事件感到愤怒,开始主张对华决战。甲午开战后福泽每日登报馆发表社论,他鼓吹战争、倡议募捐、教唆日本兵掠夺杀戮至北京等,完全陷入战争狂欢;他掩盖旅顺屠杀、美化台湾占领战争、谈判期间主张高额赔款与大幅割地以使中国完全丧失报复能力等,从字面上看几近灭绝人性。他将甲午之战定义为代表文明的日本与代表野蛮的中国间的“文明与野蛮”之战,掩盖日本的不义,为日本寻找战争的“合法性”借口。甲午之战,既是福泽一生持论的文明论思想在现实中的实现,同时也宣告明治启蒙思想的终结,从此天皇制国家体制根基稳固,日本走向法西斯主义的疯狂不归之路。结束语。福泽谕吉的中国观源自其少年时接受的儒学教育,在他逐渐成长过程中通过对现实中国的了解而积累,并在中日两国关系变化中不断调整变化。由于他对中国儒学经典、历史文化等的了解,他的中国观较之其他同时代日本人更为深刻,并带有文明史观的特征。他的中国观对近代日本整体的对华认识,以及明治日本的外交政策等影响深远。

【外文摘要】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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